国家格外的重视智慧城市建设，从早期有关部门试点探索重点领域智慧化建设，到 2014 年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协同推动，再到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智慧城市建设指明方向。例如，2023 年 2 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以数字化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工作部署，智慧城市的建设内容、重点和方向与数字中国的要求高度重合。

  自国内提出智慧城市发展的策略计划，各城市逐渐开始筹划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掀起建设热潮。截至 2020 年 4 月初，住建部公布的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已达到 290 个；若计算科技部、工信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改委所确定的智慧城市相关试点数量，我国智慧城市试点数量累计已达 749 个。而且，众多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中，对社会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明显高于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考虑。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转型升级，我国对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也在逐步扩大。2019 - 2022 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保持增长状态。2021 年，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达到 21.1 万亿元，较 2020 年同比上升 41.6%；2023 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达到 28.6 万亿元，较 2022 年同比上升 18.6%。

  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城市中各种物体的联网数字化，比如智能交通系统中的车辆、道路设施等，通过物联网采集数据，为城市管理提供相关依据，但同时也增加了网络攻击的目标暴露面。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海量的数据来进行存储、分析和挖掘，用于城市的交通管理、能源管理、环境监视测定等方面，通过对数据的深度分析，为城市决策提供支持，比如上海的智慧能源系统通过对能源数据的分析，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和优化调度。

  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的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如城市大脑、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在智慧医疗系统中，可实现对病人的个性化诊疗服务、远程医疗和健康管理等功能；在智慧交通领域，可用于交通流量预测、智能信号灯控制等。

  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新型智慧城市信任体系的建设，实现线上线下、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发展，保障数据的安全和可信度。

  智慧交通：通过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例如，北京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管理系统，实现了信号灯的自适应调节，提高了交通流量的通行能力，类似的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应用。

  智慧能源：智慧能源系统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了对能源的智能化管理和优化调度。如上海市的智慧能源系统，通过对电力、天然气等能源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帮企业和居民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同时降低能源的消耗和排放，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推广。

  智慧环保：通过智慧环保系统的建设，大幅度的提高了环境监视测定和治理能力。例如广州市的智慧环保系统，通过对空气、水质等环境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帮助环保部门及时有效地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类似的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大范围的应用，提高了我国环境监视测定和治理的精准性和效率 。

  智慧医疗：通过远程医疗、健康管理等手段，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智慧医疗系统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例如通过智能医疗设施和医疗信息化系统，为病人提供个性化诊疗服务、远程医疗和健康管理等功能 。

  智慧教育：借助互联网和智能设备，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个性化教育的提供。智慧教育系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例如通过建设智能化的校园环境、智慧课堂等手段，丰富了教育学生的方式和学习体验 。

  智慧政务：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了政府服务的便捷性和透明度。各地启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优化政府服务流程和形式，对内优化组织流程推动简政放权，对外整合服务渠道实现多号合一、多网合一、多卡合一，并广泛调动各种资源，减少市民跑腿次数，提供上门服务，减轻市民办事负担。

  企业参与度显著提升：相比传统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企业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企业通过构建生态的形式进入智慧城市建设的情况越来越多。

  政企协同模式创新：政企协同的模式正在创新，虽然 PPP 模式呈现喜忧参半的结果，但目前在智慧医疗、文化、教育、一卡通等领域仍受到鼓励，未来还需要对社会资本的盈利模式进行探索。

  公众参与方式创新：让城市成为信息技术的试验场，通过开放开发和众包等创新模式，鼓励市民或社会资本全面参与到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来，比如一些城市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大量的数据采集、传输和存储，其中包含居民的个人隐私信息，如何保障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不被泄露，是一个重要挑战。例如，一些智能设备可能存在安全漏洞，容易被黑客攻击，使用户数据泄露 。

  技术标准和互操作性：不同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一定的差异，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互操作平台，导致不同系统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影响智慧城市的整体效能发挥。

  建设运营金钱上的压力：当前智慧城市建设运营仍未脱离政府主导模式，随着应用的扩展、范围的扩大，建设运营所需资金持续不断的增加，部分城市财政金钱上的压力持续提升、难以为继，需要探索更加可持续的建设运营模式，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人才短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量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城市管理和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这类人才相对短缺，制约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速度和质量 。

  顶层规划的指导性尚显不足：随着新兴数字技术蒸蒸日上、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原有规划已经难以适应技术新趋势，不足以满足人民新需求。随着我们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逐渐步入 “深水区”，如何有效衔接既有成果与新建内容，在避免重复建设的同时减少 “数据孤岛”，是当前顶层规划亟需解决的问题。

  业务运行的安全性仍需强化：随着数字化的演进，未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都依赖软件、网络、数据作为基础，线上开展业务将慢慢的变多，新型智慧城市业务将愈加庞杂，业务安全运作也将面临更多且更复杂的问题，发展智慧城市产业保护业务安全已成为当务之急 。

  数据要素的驱动力难以释放：各地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主要依托信息化系统平台的打造，对数据资源的归集、治理、共享、利用关注不足。数据资源跨层级和跨部门共享流通不畅、政府部门垂直化管理造成的数据回流困难、统一标准缺失造成的数据质量低等问题，成为制约数据要素发挥价值的主要问题。

  基础设施的支撑度仍有欠缺：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等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但各部门分散建设、分头管理的现象任旧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统筹化、集约化程度不高，导致了基础设施老化、智能化水平低、共享共用不足、安全风险隐患难以消除等问题。

  多跨应用的成效性有待加强：以往的智慧城市项目通常只关注彼此独立的单个或多个场景的信息化、智慧化建设，政务数据、公共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困难，以及政府部门办事流程难以打通等因素都限制了多跨场景应用的落地，阻碍了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和群众办事体验的优化。

  多元共建的协同性还需提升：当前我国新型智慧城市仍以政府牵头建设为主，尚未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局面，这既增加了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也限制了企业技术优势的发挥，同时也造成了人民群众体验感不足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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